在那暗无天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印江、沿河、德江等县的广大农民深陷苦难的深渊。抓兵派款如同沉重的枷锁，无情地套在百姓脖颈；高额的赋税与征粮，更是将贫苦大众逼入绝境。干人们为了生存，被迫踏上“神兵”之路。印江县的宁家坪、邱家寨、天池坪等村落，沿河县的旧寨坝、殷家坝、白沙溪等地，数千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他们高举反抗大旗，以血肉之躯对抗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卫邻里，保乡亲；打官府，破豪门；杀贪官，除劣绅”，这激昂的口号响彻黔东大地，如同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人们心中的反抗意志。

沙子坡一带的“神兵”更是勇猛无畏，他们向印江县城发起进攻，成功赶跑伪县长，开仓放粮，让百姓们得以吃上一口饱饭。这场起义，如同平地惊雷，让封建统治者惊慌失措，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般坐立不安。然而，敌人的反扑也随之而来。伪师长黎刚（黎敬侯）率领国民党匪军，如同豺狼虎豹般涌入黔东。他们所到之处，清乡毁寨，大肆屠杀。未满月的婴儿也未能幸免于难，被残忍地刺死在襁褓之中，村庄被付之一炬，鸡犬不留。“三光”政策的阴霾笼罩着这片土地，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着光明的到来，渴望有一支队伍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

1934年6月的一天，命运的转折悄然降临。对门山上突然传来“牛吃麦子罗”的呼喊，这是乡亲们传递白匪军来袭的暗语。一时间，人们惊慌失措，纷纷逃离。陈正国也准备回家拿些东西后躲进山里，可刚一转身，就看到三个背枪的人。他们的打扮与白匪军截然不同，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开口便是“老乡！不要怕，我们也是穷人”。这一句简单的话语，却如同一股暖流，瞬间涌入陈正国的心田。但看到他们手中的枪，陈正国心中又不免产生疑虑。他不安地回到家中，拿出几件烂衣裳和一升荞麦，送到三人面前，以为他们是来索要东西的。三人见状先是一愣，随后笑着说道：“老乡，我们不拿工人、农民一针一线，你们把东西拿回去放好吧！”这句话让陈正国惊讶不已，他从未见过如此不抢百姓东西的“军队”。

带着满心的疑惑，陈正国大胆询问：“你们究竟是那样军队？”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贺龙率领的红军！”“贺龙”这个名字，陈正国早有耳闻，但红军究竟是怎样的队伍，他却一无所知。在短暂的沉默中，他仔细打量着眼前的红军战士，发现他们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白匪军的凶神恶煞。正当陈正国想给他们弄点水喝时，转身却发现他们已经放下背包，挽起裤脚，下到田里帮乡亲们插秧去了。这一幕深深触动了陈正国，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感动，认定红军和百姓就是一家人。他迫不及待地跑进山里，将红军帮助插秧的事告诉乡亲们，大家听后纷纷放下心来，欢欢喜喜地回到村子。从这一天起，贺龙领导的红军在黔东的村村寨寨扎下了根。

这支红军队伍，正是红三军。他们于1934年5月初，从四川彭水西渡乌江，踏上了贵州的土地。一路上，他们翻山越岭，历经艰辛，先后经过后坪县（现属沿河县）的塘、务川县的干河坝、发科场、德江县的泉口司，最终抵达沿河县的思渠等地。5月21日，红三军进入沿河县县城西岸；6月1日，成功占领沿河县城；3日到达沿河县三区的沙子场；4日抵达四川酉阳县的南腰界。黔东地区的“神兵”听闻红军是打富济贫的队伍，便派冉少波为代表，热情地迎接红军前往印江县。

6月9日，红三军从南腰界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经过龙池、唐家溪、松桃县的麻阳、印江的鸡母溪，来到四区刀坝。6月15日，又从刀坝场出发，途经合水坡、岩桑坪、青石板、池坝、小郎坝、红花园等地，顺利抵达印江三区的沙子坡。当天晚上，红军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作风，派人前往德江县六区的龙塘，抓住了罪大恶极的伪乡长、大土豪覃礼坤。覃礼坤仗着叔叔覃茂松（伪贵州省财粮厅官员）的权势，平日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百姓们对他恨之入骨。16日，红军将覃礼坤押到沙子坡，召开了一场盛大的群众大会。贺龙军长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鼓励大家不要迷信神灵，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立属于自己的队伍，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贺龙军长坚定地表示，红军会坚决为大家撑腰。这番话如同一剂强心针，让在场的群众热血沸腾，掌声经久不息。各地的“神兵”纷纷来到沙子坡，强烈要求加入红军和游击队。旧寨坝的“神兵”在宁国学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后来被改编为印江独立团。会后，覃礼坤被押往德江枫香溪，最终在尔当溪花花桥边被枪毙。这个恶霸的伏法，让百姓们拍手称快，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怨气终于得以释放。

自红三军来到黔东，这片山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红旗在各个村落高高飘扬，革命的歌声响彻云霄。红军所到之处，百姓们夹道欢迎；红军离开时，身后留下的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钱人听闻红军到来，吓得仓皇逃窜；而干人们则欢呼雀跃，纷纷聚拢到红军身边。“红军到，干人笑，山笑水笑人欢笑，寒冬过去春天到”，这句民谣生动地描绘出当时的景象。

1934年6月19日，贺龙军长和夏曦主席在德江县枫香溪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议做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建立黔东特区。随后，红三军迅速组织了地方工作队，分赴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深入群众之中，宣传革命道理。在沿河县旧寨坝乡，红军张均望、冯琪云等同志积极开展工作。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张均望同志耐心地向大家讲解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什么是苏维埃。虽然这些新名词对于百姓们来说有些陌生，但大家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腰杆子似乎比以往更硬了。

会后，旧寨坝乡开始选举乡苏维埃代表，杨正思、吴儒章、吴天贵等人当选。同时，成立了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杨景光担任主席，吴儒章任书记，王堂为自卫队长。在张均望同志的悉心教导和帮助下，乡亲们逐渐明白了工农大众革命的意义，认识到只有成立工农自己的政府，组织起工农自己的武装，才能真正实现翻身解放。苏维埃，这个代表着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在百姓们心中扎下了根。

一天，张均望同志从军部开会归来，在旧寨坝的瓦屋（大坝）再次召开群众大会，传达了枫香溪会议确定建立“黔东特区”的重要决议，并动员大家推选贫农代表，前往沿河白石溪参加大会。旧寨坝乡推选了陈正国、王焕林、吴希堂、杨槐昌等人。当他们到达白石溪时，红三军军部已经开拔前往长岗岭。于是，大会改在铅厂坝王家大院举行。

7月21日至22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来自沿河、德江、印江三县的一百多名代表，以及三十几位红军代表，共计135人汇聚一堂。大会选举陈正国、孙秀亮、秦育清等代表组成主席团。夏曦主席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他向受苦受难的工农群众指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立中华苏维埃和各级苏维埃政府，这是工农民众唯一的出路。他号召贵州黔东的广大农民，要摒弃对“神坛”和“神兵”的依赖，依靠自己的力量起来革命，组织工农民众民主政府，坚决打倒地主豪绅、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夏曦主席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农、中农；二是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和苏维埃代表会议，与一切反革命势力作坚决斗争；三是工农群众武装起来，组建3万人的自卫队、1万人的游击队，动员3千人参加红军，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争取黔东苏维埃的胜利。

红军代表钟子廷（钟山）也在会上发言，他强调红军是工农自己的队伍，始终保护工农大众的利益，希望大家积极发动群众，让三千人加入红军。会上，代表们还通过了《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等六个重要决议。随后，“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夏曦等80人当选为委员；汤福林参谋长、孙秀亮、秦月清、张均望等32人当选为常委，孙秀亮任主席，秦育清和陈正国任副主席。

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最初在白石溪下寨张贯芝家办公，不久后迁至土地湾田兴宗家，这里成为了革命工作的重要据点。然而，敌人并不甘心失败，黔军王家烈的部队以及地主武装杨通选、杨通红、杨通南、晏克武等，趁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之机，频繁袭击特区革命委员会。在敌人的骚扰下，特区革委被迫多次迁移，先后迁至铅厂坝、瓦场坝、谯家、皂角池、山羊岭、照东岩等地。在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的6 - 7月间，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

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各区、乡纷纷组织起自卫队、雇农工会、贫农团、农民协会、妇女会、少年先锋队等群众革命组织。一时间，沿河、德江、印江、松桃四个县的十万农民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这在黔东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标志着黔东人民从此走上了当家作主的道路。

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引起了敌人的恐慌。他们迅速制定了三省“会剿部署”，黔军李成章、蒋丕绪，川军达凤岗，湘军周矮子（周燮卿）等部，频繁进犯特区。8月12日，黔军蒋丕绪所属的傅衡中旅，从湘西回到沿河县城。他们趁红军主力在印江、松桃等地活动，派黄富安占领了淇滩镇。淇滩镇是重要的军事重镇，战略位置十分关键，贺龙军长得知消息后，深知绝不能让敌人得逞。他亲自赶到沿河四区水田坝，召集九师师长钟炳然、沿河独立团团长贺炳炎开会，果断决定由九师配合沿河独立团，消灭这股敌人。当时，沿河独立团大部分兵力远在距淇滩一百八十里的松桃县永安州（火烧桥），但接到命令后，战士们毫不迟疑，连夜急行军，一夜之间就赶到了沿河五区的甘溪上坝。贺炳炎团长随即召开各连队负责人会议，详细布置战斗任务。

8月15日，沿河独立团在九师部分兵力的配合下，兵分两路，向淇滩进发。这天恰逢淇滩赶场，担任前锋的甘溪游击队，在政委、老红军王子龙同志的率领下，如离弦之箭般从狼溪迅速冲向淇滩场。当部队到达淇滩后街时，淇滩鸡市场的敌人看到红旗，误以为红军主力来了，吓得四散奔逃。眼看敌人就要被游击队包围缴械，却不知是谁走火开了一枪。敌人一听是火药土枪的声音，判断这只是游击队，并非红军主力，便立刻掉头反扑。王子龙同志和四个游击队员冲到马鞍桥边时，不幸遭到敌人排枪射击，壮烈牺牲。敌人疯狂地发起冲锋，激烈的战斗就此展开。

就在这危急时刻，驻在天官井的九师和后续的沿河独立团吹响了冲锋号，激昂的号声如同一股强大的力量，鼓舞着我军的士气。敌人顿时慌了手脚，开始漫无目的地胡乱开枪。匪军营长黄富安万万没想到我军大部队来得如此之快，一时间指挥混乱，敌人阵脚大乱，纷纷向淇滩口溃逃。黄富安第一个抢着上船，被沿河县独立大队长廖云清的通讯员一枪打掉大圆盘帽，落入乌江。黄富安吓得赶紧缩进船舱，狼狈不堪。通讯员见他这副模样，忍不住大笑起来，可就在他站起来向敌人喊话，劝其缴械投降时，不幸被敌人击中，英勇牺牲。小战士的牺牲让广大红军和游击队员悲愤交加，他们高呼着“为死难的小同志报仇”，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人。冲杀声、枪炮声与乌江的浪涛声交织在一起，震天动地。敌人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溃不成军，如同惊弓之鸟四处逃窜。没有渡过江的敌人，被击毙百余人，黄富安也成了光杆司令，独自一人逃往沿河县城。这次战斗，我军缴获敌人百余支枪，傅衡中吃了败仗后，吓得放弃沿河县城，逃往务川。淇滩之战，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了黔东特区的安全。

秋天，枫叶红似火，山区的稻谷还未收割。为了解决特区内部物资和粮食供给的困难，8月22日，军部命令红九师一部前往印江木黄一带筹集给养。没想到，在这里正好碰上黔军廖怀忠师的副师长黎刚（黎敬侯），率领部队从老山（梵净山）向木黄开来。这无疑是一个歼敌的绝佳机会，贺龙军长当机立断，一面命令九师做好迎敌准备，一面派特区政府组织后勤保障工作。

8月23日，红军开往地茶坝一带，密切观察敌军的行动。24日，黎刚果然率军前来攻打地茶坝的红军。为了诱敌深入，红军主动与敌人交战，假打一阵后，佯装败退，向松桃八区岩柯坝撤退。黎刚见红军“败退”，误以为红军徒有虚名，不堪一击，便大胆地进入木黄宿营。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军部还派出黔东纵队师前去配合九师作战。

25日清晨，九师与纵队师分别从地荼坝、岩坝出发，沿着山路，经销口山，迅速向木黄推进。当天，木黄正好赶场，街上人来人往。为了避免伤害群众，红军战士们朝天放枪。此时，黎刚的队伍还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后，顿时乱作一团。木黄对面的将军山、后面的观音山上，红旗招展，漫山遍野都是红军的身影。敌人惊慌失措，连枪都顾不上拿，就从床上爬起来，朝着新业、老寨方向拼命逃窜，企图躲进梵净山。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洞沟坡。这次战斗，我军俘获敌军第三营营长以下百余人，击毙敌人二十余人，还缴获了黎刚的皮大衣，黎刚本人也险些丧命，被打得丢盔弃甲。经此一战，黎刚再也不敢与红军正面交锋。

红军主力在印江等地活动期间，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伪团总冉瑞廷认为有机可乘，便带着残部卷土重来。他回到南腰界后，丧心病狂地杀害了留守在那里的红军工作人员、伤病员、游击队员及其家属，还勾结晓景、大龙一带的大土豪、团防傅润芝，将晓景游击大队长王廷方抓走。他们先是残忍地将王廷方杀害，然后开肠剖肚，掏出心肝“祭祖”，其行径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