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枫香溪会议的具体内容，对我来说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由于严格的参会制度，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位分局委员能够进入会场。会议期间，司令部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异常紧张。卢冬生作为七师师长，只能在门外焦急等待会议结果，他曾向我感慨：“真希望能进去为部队说说话。”

后来听闻，会议讨论了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党组织活动等重要议题。但夏曦在会上的态度引发诸多争议，他虽支持建立根据地，却仍坚持一些“左”倾观点。会后，部队在执行决议时出现分歧，这也为后来南腰界会议埋下伏笔。

那段时间，文件的起草与传递成了大难题。樊详学常常熬夜撰写文件，他的桌子上堆满了泛黄的纸张，煤油灯的黑烟把墙壁都熏黑了。谭友林负责印刷，他用简陋的油印机，一张一张地印制文件，手指被油墨染得漆黑。这些珍贵的文件，承载着部队的决策与希望，通过交通员秘密传递到各个部队。

五、黔东大地上的红色浪潮

红三军的足迹踏遍黔东大地。在沿河，战士们帮助老乡收割庄稼，与他们同吃同住，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在德江，宣传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贫苦农民第一次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含着泪说：“红军是我们的大恩人！”在印江、江口、松桃，以及与贵州相邻的酉阳、秀山，部队收编“神兵”、建立地方武装。那些曾经占山为王的“神兵”，在红军的教育下，明白了革命的意义，纷纷加入红军队伍。

九师师部驻扎的祠堂，成了指挥作战的核心枢纽。祠堂的梁柱上挂着军事地图，八仙桌上堆满了情报资料。深夜，油灯下，指挥员们围坐在一起，分析敌情、制定作战计划。祠堂外，战士们警惕地站岗放哨，月光洒在他们的钢枪上，闪烁着清冷的光芒。

六、争议与希望并存的岁月

1934年8、9月间，南腰界会议的召开，让部队内部的矛盾彻底爆发。会议现场气氛剑拔弩张，团政委、师宣传队长等二十余人参加会议。贺龙拍着桌子，声音洪亮：“再这样下去，部队就要散了！”夏曦却固执己见，涨红着脸争辩，会议多次陷入僵局。尽管这次会议未能彻底解决问题，但它如同一声惊雷，让大家意识到必须团结起来，才能走出困境。

中央五中全会决议的传递过程充满惊险。那位勇敢的交通员将决议用黑墨水写在白衬衫上，扮成商人穿越敌人的封锁线。他曾遭遇土匪抢劫，衬衫被撕破，却死死护住写有决议的衣角；在关卡被敌人盘查时，他机智应对，最终将珍贵的文件送到部队手中。友生同志负责接收文件，他小心翼翼地将字迹拓印下来，连夜呈报给上级。这份决议，为部队指明了新的方向。

在黔东的日子里，部队严格执行编制规定。在沿河的一次战斗中，敌人突然袭击，一位年轻的排长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他倒下的瞬间，手中还紧握着步枪，眼睛望向部队转移的方向。这场战斗虽然激烈，但因编制限制，部队指挥有序，最终成功突围。战士们掩埋好战友的遗体，擦干眼泪，继续踏上征程。

如今，当我们回望那段历史，枫香溪的青石板路依然蜿蜒，祠堂的飞檐依然翘立。那场会议如同破晓的曙光，照亮了黔东革命的道路。红三军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永远矗立在这片土地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理想和信念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