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红军学校支出。为了巩固根据地，补充红军干部和发展革命事业，《乡苏维埃》指出：“要坚决发展革命的文化工作。(1)要创办乡村革命俱乐部。(2)要创办苏维埃小学。”黔东革命根据地内建有一所红军学校，当时称“红军大学”。办学经费由经理处核拨。校址先后设在枫香溪和南腰界，专门培训红军干部和苏维埃地方积极分子。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政治系统在一次肃反中就被破坏了的，……在清党的过程当中，准备了一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可是在党的组织解散后，这个工作又停顿了，一直到现在才全部恢复了政治制度与政治机关的工作，但还是不健全”。为了补充政治干部，建了随营学校，在学校受训的“第一期的干部大队业已毕业（三个月），第二期正在开始，同时军政治部有短期流动训练班与地方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一期，从红军部队和各级苏维埃政府中抽调100多人受训，队长刘开绪，指导员汤成功。红三军司令部迁到南腰界后，随营学校也迁至南腰界。因苏区发展的需要，学校不断扩大招生，关向应为校长，李佛如为副校长，贺龙、夏曦、关向应经常亲自登台讲课。红军学校共培训红军骨干和苏维埃积极分子400多人，财政拨款2000多块银元。
创办《红星报》和编印教材支出。《红星报》是红三军在黔东创办的唯一一张报纸，1934年6月在枫香溪创办。9月1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报纸以前是‘战士的话’，出小册子，现在改为单张，名‘红星’。”钢板刻印，纸张用黔东名产“皮纸”，油墨自己调制，每期印数100至200份。《红星报》社经费由经理处统一开支。此外，还编印和翻印了许多教材，如《苏维埃小书》、《乡苏维埃》、《苏维埃建设》等等，累计支出近千块银元。
（四）医疗卫生事业支出
采购药品、医疗器械支出。由于是新开辟的苏区，黔东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是白手起家，又由于敌人对苏区黔东革命根据地史
实行“围剿”和封锁，缺医少药既是普遍现象，又特别严重。为了红军和老百姓的健康，特别是为使红军伤病员早日康复，首先在枫香溪建立了红军医院，这所红军医院，创办于1934年6月，是年8月迁至南腰界。为了解决医院缺医少药的问题，一方面在当地购买或接受当地百姓捐赠的中草药，另一方面派出“交通”到外地高价购进西药，贺龙还通过一个外国人从武汉购进了一些医疗器械。财政支付了一笔为数不少的医疗卫生费用。
伤病员安置性医疗支出。红军医院建起后，重危病人得到相对较好的治疗。但是，由于医院规模小，医护人员少，无力收治轻伤病人，于是采取安置性治疗办法，即把较轻的伤病员分散寄托在老百姓家医治，视其伤病情况实行经费包干制，包治疗，包护理，包吃饭，还管营养。有30块银元一个的，也有50块、100块银元一个的，但也有老百姓不收钱，义务医治、护理的。据时任红九师供给部部长兼红军医院院长的董家龙回忆：“1934年8月，南腰界红军医院共收治伤病员1000多人。其中近半数是寄托在老百姓家治愈的。在红军医院附近百姓家治疗的，老乡护理，我们派医生巡回诊治。离医院远的，主要寄托在懂点医疗人家，我们根据百姓家庭经济状况付给治疗费，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多付点，百块大洋一个，经济状况好的，少付点，30块、50块大洋不等。”由此可见，根据地内伤病员医疗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民间医疗支出。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十分注重第六章 财政经济建设
对老百姓的防病治病问题，财政拨出专款为老百姓防病治病，穷苦老百姓到红军医院看病一律不收钱。在南腰界，一个姓冉的农民长了疮，本地医生久治不愈，红军医生为他开了刀，病很快治好了，并未收取任何费用。印江凉水井一农民的独生子发高烧，眼看就要不行了，背着小孩跑了10多里请红军医生诊治，董家龙亲自诊治，用上进口针药，五天痊愈，一分钱不收，这位农民硬要叫小孩拜董家龙为干爹。如此事例，举不胜举，红军为老百姓治病，面广人多，其开支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五）赈灾、优抚、赠送和其他支出
赈灾、优抚支出。红军到来之前，兵祸和天灾给黔东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把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从财政中专门列出赈灾款项，使根据地范围内的灾民都能顺利度过难关。1934年5月，红军攻下青塘园大土豪的庄园后，得知这一带因上年天旱，秋粮收成不足五成，农民生活困难，特别是麻青、里基坪犹甚。红军用70多匹骡马运去140多袋粮食分给农民。6月，贺龙率部途经印江沙子坡一小山寨，得知几户百姓的房子被土匪烧掉，无栖身之处，贺龙亲率红军帮助搭茅草棚，每户还发救济款20多块银元。7月，南腰界大地主兼团防头子冉瑞廷趁红军撤离之机，窜回老家，杀害了几十个红军伤病员和游击队员，劫掠砸毁了财物，使这些受害者的家属生活十分困难。红军返回后，贺龙立即叫经理处政府拨款对这些家属进行优抚。8月，贺龙行军途中看到当地一农民患病而死，留下孤儿寡母四人，因无钱安葬死者哭成一团，马上带人前去慰问，临行时，送给这家人银元10块，大米80斤。红军在黔东期间，赈灾范围广，救济面大，虽然具体到每户每人不算很多，但累计起来则是一笔大数，这是根据地用财政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的典型事例。
奖励和赠送支出。奖励，是弘扬正气、激励先进的一种手段，它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而物质的就需要开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在政治工作之外，还辅以物质奖励来激励苏区军民同仇敌忾，共击敌人，同建苏区，这些奖励有战功奖、先进奖、劳模奖等。战功奖，是将物资和现金直接奖给立功人。黔东革命根据地战事频繁，战果累累，立功受奖的人很多。1934年9月，红军二战木黄，国民党军副师长黎刚差点被活捉，红三军在南腰界总结大会上，参战部队每连奖二人，奖品是大号牌香烟1包，银元2块。同年8月，黔东纵队副司令张金殿在配合红军主力攻打麻阳玛瑙洞的战斗中立了功，受到红三军军部嘉奖，贺龙亲自授给张金殿骡马1匹，所部步枪12支。
赠送支出。赠送，主要是指对统战对象和帮助过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老百姓的赠送。1934年5月底，沿河县商会和一些开明绅士抬着礼物到红军驻地慰问红军，贺龙当即拿出一些红军物品回赠他们，既表达红军和百姓一家亲，同时表现红军严格执行“不拿群众东西”的纪律，还树立了红军文明之师的形象。在根据地内，对于穷人的赠送特别普遍，几乎村村寨寨都有。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每见家境穷困的人，都给予大力帮助，或送米，或送钱，或送衣物。这类赠送，对于获赠者个人而言数目不大，但获赠人员太普遍，累计起来就是一笔大数。当人们感受到红军是人民子弟兵后，总是以各种不同形式支持、帮助红军及苏维埃政府，为了表达对这些老百姓的谢意，同时增进红军和百姓的鱼水之情，红军获得帮助时又以礼物相送。石阡县汤山镇铁匠杨通明，用娴熟的打铁技术帮助红军修枪，红军送给他大米3挑，食油2桶，国华绨布1匹。江口县双江镇吴满妹、蒋灵英、陈宏志等数十人，为红军煮饭、补衣、带路，都分别得到红军赠送的诸如银质针筒、毛毯、布匹和铜茶壶等赠物。总之，赠送支出累计数量很大，从财政角度看，它是一笔支出，对于自身供给都十分困难的红军及苏维埃政府来说，无疑是加大了困难，但是它的政治意义却十分重大，它向世人昭示：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红军是文明之师，红军有铁的纪律，红军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红军和老百姓永远心连心，鱼水情。
其他支出。其他支出，主要指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和补助农村各种协会组织的支出。在沿河铅厂坝，红军拨款为10几户农民积极分子修水车和修水渠，这些积极分子全身心投入苏维埃建设。此外，根据地内先后成立了雇农工会、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妇女会等等群众组织，苏维埃政府拨出专款支持他们开展工作。这笔开支虽然不多，但这些组织受到鼓舞，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工作，对推进苏维埃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